也许一些关注第四道或葛吉夫（G·I·Gurdjieff）的人已经看过根据《与奇人相遇》改编而来的同名电影，个人觉得这部电影拍的实在不咋地，演员表演僵硬，角色不够鲜活，剧情跳跃幅度过大。不过影片后来的圣舞那段的确精彩，那是因为舞蹈的编排是由葛吉夫的弟子Jeanne de Salzmann亲自操刀的。想必很多人都知道网上还流传有三部关于葛吉夫的英文纪录片。最近很巧在Scribd上的文档里看到一篇有关制作这三部纪录片的访谈，所以简单翻译了下发布在这里，没有看过的人可以藉此文对影片有所了解。

      受访者就是纪录片里面领着我们到处转的“导游”兼导演兼制片人威廉·帕特里克·帕特森（William Patrick Paterson）。他一直致力于在美国宣扬葛吉夫的教学，还带领着一些工作团体，另外Gurdjieff Legacy网站也是由他创办的。在他拍摄的这套“三部曲”纪录片里，他以自己的视角探讨了自葛吉夫教学的起源，简而言之，第四道的精髓可能源自古老的史前埃及文明，或容我更大胆一点讲，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笔下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这与我之前翻译的一篇有关葛吉夫与苏菲的文章的观点显然不同。在那篇文章中作者把一切隐秘传承的知识都归于苏菲尚缺乏有力证据，而威廉此时的论调也颇引人入胜，使我不禁要联想到失落的亚特兰提斯。

      不过不管怎样吧，第四道源自何处对于内在工作来说并不重要，翻译此文纯属个人兴趣，聊以消遣，各位见仁见智。至于那三部纪录片，电骡、BT上都有踪影，想看的话大家尽可各显神通了。

       在推介纪录片“葛吉夫精神遗产”的全国演说期间我们采访了威廉。
记者：亲临埃及、俄罗斯、土耳其、法国、伦敦及美国本土进行实地拍摄，单纯从拍摄的角度来看，制作这部有关葛吉夫生平及其教学的三部曲纪录片都是极具开创性的经历。那么你们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三部片子呢？

威廉：几辈子或是几秒钟，看人们如何去看待。我们开始拍摄第一部片子“葛吉夫在埃及”（Gurdjieff in Egypt）时大约是在1996年的12月，到完成第二部“葛吉夫的使命”（Gurdjieff's Mission） 时是2002年，最终完成第三部“葛吉夫的精神财富”（Gurdjieff's Legacy）已经是2003年的2月份了。

记者：拍摄这三部片子的缘起是什么呢

威廉：当时我正在赶往以色列去参加一个会议，并打算在埃及做短暂的停留。我对埃及从来都没什么兴趣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相信西方文明始于希腊。但当见过斯芬克斯、大金字塔以及后来沿尼罗河而上来到比斯参观卢克索神庙（Luxor，Temple of Man）和国王山谷等之后，我站在那些伟大的建筑前心中不由敬畏这里曾经存在的智慧和深奥洞见。

记者：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威廉：一切。所以接下来等我回到美国我又重读了《与奇人相遇》里的有关章节（第五章），其中提到葛吉夫曾见到了一张前沙漠时代埃及的地图。那本书我读了十几年但却从来没有自问这个最明显的问题：“他到底在地图上看到了什么？”

记者：为什么呢？

威廉：最明显的往往隐藏最深。但不管怎么样，葛吉夫并没有直接谈及此事，而是在后来的一段文字里透露了些许有关那副地图上的所见：“……我像个着了魔的人似的漫步于吉萨一带，希望通过前沙漠时代埃及的地图找到有关对斯芬克斯以及古老文明的解释。”注意，他本是要去寻找奥义知识的根源，而且当时他确信那来自公元前2500年前巴比伦地区的萨尔蒙兄弟会（Sarmoung Brotherhood），就在他的寻访途中见到了那副地图，他随即打断了行程，转而奔向吉萨高地（埃及）。

记者：但他为何需要一个有关“斯芬克斯的解释”呢？

威廉：很好，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于1820年被发现并译解，所有的埃及学者都认为斯芬克斯与大金字塔是同一时期的，大约在公元前2750年。那么葛吉夫为什么需要一个解释？好吧，因为他在那地图上看到了斯芬克斯。

记者：他难道没有看到别的什么吗？

威廉：还有什么？斯芬克斯就是奥义知识最初的标志。

记者：我们所谈到的前沙漠时代埃及处于哪个时期呢？

威廉：这个时间是公元前7500年或更早，那是一个绿树环绕的埃及。后来我又看过约翰•安东尼•韦斯特（John Anthony West）的一盘录像，他是英国葛吉夫小组的成员，他认为斯芬克斯源自前沙漠时代埃及。另外他提到在著名的埃及学者施瓦乐（René Schwaller de Lubicz，他研究卢克索神庙的经典著作《The Temple in Man》展现了埃及鲜为人知的一面）的著作《神圣的科学》中说道斯芬克斯的风化不是由风沙引起的而是由水引起的。西方学者为了确定斯芬克斯的建造时间在地理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前瞻性的创新工作并且还在继续努力中。

记者：有了这样的见解您为什么不写本书而是拍成影片呢？

威廉：我已经写过几本书了，再写下去就没有挑战性了。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需要为年轻人搭建一座桥梁，比较起书本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电影。

记者：一开始你就打算拍成“三部曲”吗？

威廉：不，完全不是。拍片子是个涉及诸多方面的项目，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专业水准所以我们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规避那些精彩但却不太被认可的故事，我们必须涉及到葛吉夫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寻访经历。

记者：不被认可？

威廉：是的，多数人都认为第四道源自中亚的苏菲或托钵僧，要不就是俄罗斯东正教。

记者：为什么是这样呢？

威廉：这个我们稍后会谈到。那么正如我所说，我们仅仅希望我们能完成第一个片子，我们并没有打算拍成“三部曲”。但是在完成“葛吉夫在埃及”后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完整的呈现葛吉夫的故事。

记者：真的有必要？那些故事大多数人都了解，不是吗？

威廉：某种程度上是，但我相信他们的重点……

记者：有误？

威廉：如果说只描写葛吉夫一生的某部分，电影《与奇人相遇》的很多场景都是很棒很有意义的。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执笔的葛吉夫传记展现了对葛吉夫的大量研究但有很多想象的成分而且通篇都带有偏见。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写的传记就要好得多，但我发现他的视野太因循守旧而且语言里又有诸多矛盾之处。

记者：那么本内特（J·G·Bennett）的《创造新世界》（Making A New World）呢？

威廉：在我看来那是他最好的作品了，但他相信葛吉夫的教学是源自苏菲的。他和乌宾斯基（P·D·Ouspensky，《探索奇迹》的作者）一样，很大程度上框定了公众看待葛吉夫教学的视野。就如同乌宾斯基相信这些教学只是些不完整的片段，他的看法仅仅基于葛吉夫在俄罗斯办学时那段日子他的所见所闻，他甚至认为葛吉夫提出的Legominism（这词见于《魔鬼给子孙讲的故事》，但词典上无解，或许可以译为“指导灵”，谁能发表下高见？）完全是胡说。本内特一样并不了解葛吉夫在《探索奇迹》中的言论：“这些教学和理论都是独立的，且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的灵性体系，而且这些理论至今都不为人知。”

记者：我不太明白

威廉：本内特曾被三次引荐到葛吉夫那里学习。第一次是1921年在君士坦丁堡，第二次是1923年在普利耶，最后一次是1948年于巴黎。从本内特在《见证》（Witness）一书里的记录看，葛吉夫对让他继续传播教学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本内特却飘忽不定，不久他就从内在工作转投Subud（印尼爪哇岛上的一个融合密宗灵修团体），之后又信奉天主教，后来又投向Idries Shah（苏菲主义者），再后来又拜印度教，到最后他把所有以上折中整合在一起并称其为“第四道”。他的行为说明他并不正真了解这句话：“……这些理论和教学都是独立的，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的灵性体系……”

记者：你的意思是他不该到处追寻别的教法？

威廉：正如许多进入内在工作的人，他们并不明白寻找已经结束，他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你知道，有些人常年都在寻找，他们“收集”教法和导师，但却冷谈处之，更没有什么作为。这就是我所称的“隐秘的自我主义者”（Esoteric Egoism）。

记者：看看我是否理解了你的话，也就是说，乌宾斯基和本内特的观点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葛吉夫的教学，乌宾斯基认为那只是些不完整的教学，本内特则认为它派生自苏菲，对吗？

威廉：嗯，已经不错了。

记者：那么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威廉：让我们先理清另一条线索，在《探索奇迹》中记录了葛吉夫曾被问道，“您的教学与我们所知的基督教有何关联吗？”葛吉夫答道：“我不知道你们所了解的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一词乌宾斯基在书中使用了斜体，这意味着葛吉夫特别强调了这个词，这说明葛吉夫口中的基督教是另一回事。他说道，“为了让你们明白你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有必要进行一次长谈，但为了那些已经了解的人，如果你们愿意，我会说那就是奥义基督教（Esoteric Christianity）。” 那意味着什么？

记者：内在工作既是奥义基督教。

威廉：那是波利斯•穆拉维夫（Boris Mouravieff，曾是乌宾斯基的朋友，他并不认同葛吉夫的教学，但却把葛吉夫的教学变相嫁接到东正教上并藉此建立自己的教学体系，他称之为“第五道”）和他后来的追随者罗宾•阿明斯从中得到的讯息。但葛吉夫所谈及的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基督教，而是我们未知的基督教。后来他还在书中说道：“当我说史前埃及在耶稣诞生的数千年前就是信仰基督教的，一定会有很多人奇怪，也就是说，那时宗教的构成与组成真正基督教的原则和理念相同。” 所以说葛吉夫谈到的奥义基督教是一个存在于耶稣和古埃及宗教之前的基督教，也就是一个史前基督教。

记者：这真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

威廉：是的。这意味着第四道远远早于我们所熟知的所有宗教。想想看，葛吉夫于1912年在圣彼得堡首次引入他的教学时，所有人都认为苏菲主义、卡巴拉等等都要早于第四道，但情况却恰恰相反。正如葛吉夫所说：“整个世界在人们眼中都是颠倒黑白的。”在“葛吉夫在埃及”中还有更多细节。

记者：你们拍摄这部纪录片有没有依循一个主要的框架？

威廉：“三部曲”有三条路线，第一是历史线路，第二是葛吉夫生命中的人物，第三是葛吉夫教学的主要信条。

记者：就是说“三部曲”讲述了内在工作的历程以及教学的方针大要。

威廉：是的，但是历史及其解读会因普遍认定的观点的不同而不同。

记者：怎么讲？

威廉：很多葛吉夫的学生都会从他们的视角来写葛吉夫以及他的言论。所有人都把葛吉夫提升到适合自己的观念和信仰的高度，却没有人谈到葛吉夫的使命——他是来教导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所有人都想当然的以为他是来使我们觉醒，使我们解脱的。我要提出这个很少被认同的观点，也是葛吉夫的。

记者：会不会太冒昧？

威廉：当然，葛吉夫的观点并不能被真正了解。但通过仔细考量他的任务、他的言行和他生平，我想我们可以给他的一生及其教学照上一盏明灯以清除一些误解。

记者：怎么做呢？

威廉：当葛吉夫重新发现上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一带的古老宗教教义的原始理念和原则后，他意识到教义中一些的元素早已因时代的变迁顺流北上了。他随后游历到印度库什、西伯利亚和西藏去寻找那些失落的教义。后来他又为这个新时代重新规划了教学并在西方转播。如前面所说，葛吉夫的教学既古老又新颖。

记者：他为什么要把教学带到西方，他为何不在他原来的地方传播呢？

威廉：他意识到人类正步入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说，“除非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能量能和谐利用，否则这世界将会毁灭自己。”

记者：听起来不太妙。

威廉：是啊，但谁在乎那些警告呢？看看911，世界变了不是嘛，他知道世界的力量在西方，所以他在1911年发誓要过常人造作的生活以便能在西方创立他的教学。“三部曲”的第二部“葛吉夫的使命”就以他1912年来到圣彼得堡开场，然后是莫斯科、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法国、英国和美国。我们跟随他的足迹一路拍摄。

记者：他为什么要去圣彼得堡？

威廉：据我推测，可能因为那里是俄国最繁华的城市，而且紧邻欧洲。他的俄语流利，在那里有朋友也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他的计划就是要组建团体，然后建立人类和谐发展机构，训练一些指导者到世界的其他大都市去传播教学。他来时带上了百万卢布、两箱中国古董和许多珍贵的地毯。

记者：要那么多钱？

威廉：如他在《与奇人相遇》里所说，他不希望依靠任何人。但是直到1917年和俄国革命他的计划仍停留在纸上。战争迫使他离开前往高加索一带的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在那里他也试图继续办学，但是那个时代的不确定性和政治势力的轮番倒戈使一切变得不可能。所以他只好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那儿他再次开办机构但随后不久又关门，因为大量难民的流入导致民间运动不断。该怎么办？

记者：为什么不去希腊，他有希腊血统，也会讲希腊语。

威廉：决定世界命运的力量在欧洲和美国，所以尽管他不会讲那里的语言，不懂得那里的风俗，也没有朋友在那里，他的百万卢布那时已经不值钱了，但他还是要坚定的迈向未来。1921年他来到欧洲，一年后自己的机构就在法国开张了。

记者：你们在俄罗斯和君士坦丁堡拍摄时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

威廉：在圣彼得堡我们找到了普希金大街，葛吉夫曾经居住在那条街上；还有利特延尼大街，乌宾斯基曾居住在那里；再就是丧家犬咖啡馆（The Stray Dog café），乌宾斯基和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们常去聚会的地方，1915年被勒令关闭，在我们去那里之前的几个月又重新开张了。

记者：托马斯•德•哈特曼（Thomas de Hartmann，俄国音乐家，葛吉夫的学生之一）与葛吉夫相会的那家餐馆呢？

威廉：是的，我们去过了，现在那里已是家赌场，所以我们没有在那里拍摄。在君士坦丁堡我们下榻在佩拉区（Pera），我们找到了叶蒙尼斯街以及葛吉夫当时办学时的大房子，当然我们都拍摄了下来，还有加拉塔桥（Galata Bridge）以及葛吉夫当年离开土耳其前往欧洲时经由的火车站。

记者：你提到纪录片的第二条路线是关于葛吉夫的学生？

威廉：是的，在影片中我们展示了乌宾斯基离开葛吉夫的真实缘由，他们间的关系并不像乌宾斯基在《探索奇迹》里说的那样。从他们1924年决裂到1931年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我们一直在追寻他们间的关系直到乌宾斯基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拍摄了乌宾斯基在英国的驻地Lyne Place和在美国的Mendham，以及他的墓地。

记者：阿尔弗雷德•理查德•奥雷吉（Alfred Richard Orage，当时英国著名的评论家，葛吉夫的学生）呢？

威廉：这是个更为复杂的关系，杰西•德怀特（Jesse Dwight，奥雷吉被葛吉夫指派到美国开办机构后认识的女人，很快成为他的妻子。简单来说，Jesse对内在工作并无兴趣反而是很在乎奥雷吉，所以由于她的介入，使得奥雷吉不得不最终离开葛吉夫。）扮演的较色比想象的要更重要。简单的说，奥雷吉既要他的女人也想学真东西。还有，在用钱方面葛吉夫给了奥雷吉很多压力，他却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至少他从没有说葛吉夫把钱视作教学的工具。葛吉夫了解西方人有多么迷恋赚取美元，也利用了这一点。记住，他到俄罗斯时带了百万卢布，这些钱都是他自己挣得的，很显然他不希望钱成为问题。

记者：让我们再回到葛吉夫教学的起源，有什么证据能表明他的教学来自史前埃及呢？

威廉：除了葛吉夫的话没有别的证据。我们是否相信葛吉夫呢？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么我们为何要追随他？第四道源自史前埃及，有很多事实都指向这一点，对此我可以讲上三天三夜，但容我说一点，圣神的科学和宗教，哪个先出现？如果你去过距底比斯30里的伊德福神庙（Temple of Edfu），你会找到大金字塔时代的壁画，上面说七圣（Seven Sages）来自一个曾在大洪水中沉入海底的岛国，七圣人把高度的文明和宗教传入埃及。这与葛吉夫在《魔鬼给子孙讲的故事》中所讲述的完全吻合。如果我们检视埃及的宗教，从第四道来看我们会发现它的焦点主要在于存在（Being）、自我转变（self-transformation）和永生（immortality）。埃及人相信你必须创造灵魂，而灵性与非灵性并无分别。一切都是灵性的，尤其在记得自己（self-remembering）的时候。

记者：但是埃及的宗教后来转为图腾崇拜了，不是吗？

威廉：对。本来动物是被用来描绘存在的某部分特性的，但后来就如你所说，它们转型了。那也就是为什么在大约公元前1100年时犹太教会出现，他们不相信来世，不过久而久之，他们的教义僵化为500多条规范人们行为的教条。虽然他们声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正如葛吉夫所说，“那是摩西告诉他们的，不是上帝。”

记者：基督教相信来世。

威廉：是的，而且伊斯兰教也是。葛吉夫说，在过去真正的宗教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教导该做什么——这是外在彰显的那部分，另一部分教导如何去实践第一部分的教育——这却是内在隐秘的部分。当宗教遗失了内在隐秘的部分后就很不幸的转变为了它今天的样子，多是繁文缛节和条条框框，再进而僵化成所谓的正统教派和正统信仰。

记者：那看起来很像当今的情况。

威廉：的确如此。宗教在我看来将近寿终正寝了。最近中东的混乱局势终告一段落，人们就会问冲突最根本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答案就是正统信仰——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与新世界的科学唯物主义信念的矛盾。

记者：宗教的消亡是势不可挡的，不是吗？

威廉：那基石早以被埋下了，那些普遍声称宗教将消亡的宣言只是在等待现代宗教的最终完结。

记者：那对内在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威廉：在我看来这有利于内在的转变，因为这是神圣的科学，它在很大程度上接受科学唯物主义，反之也容易被科学唯物主义所接受。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必要的规模教学和训练使得能超越严肃有限的科学世界观。

记者：该怎么做呢？

威廉：内在工作是否产生转变取决于它如何回应和定位自己。这也是我们拍摄“三部曲”的源动力。葛吉夫把巨大的精神财富遗赠给了我们：他的著作《万有一切》（All and Everything），他的音乐、圣舞和训练方法。现在轮到我们负起责任来了，让这些财富焕发生机，这也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葛吉夫的精神财富”的主旨。

记者：嗯，这有太多值得我们思考

威廉：是啊，值得深思。

记者：制作有关葛吉夫一生和教学的“三部曲”纪录片还是头一回吧？

威廉：是啊。第一部分“葛吉夫在埃及”是第一部有关他早期远足探寻真理的片子，“葛吉夫的使命”和“葛吉夫的精神财富”则是第一次以纪录片形式涵盖他后半生的经历。所以这套“三部曲”纪录片是对电影《与奇人相遇》最好的补充。

记者：还有什么是你认为重要的呢？

威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拍摄这套三部曲纪录片是一个为时七年的内在工作的项目。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商业投资片来做，这部片子是我们对葛吉夫及其教育的致敬。

记者：嗯，作为内在工作的项目，这总比挖水沟强。（注：这里是调侃的说法，因为奥雷吉最初到法国跟葛吉夫学习时被分配了个天天挖水沟的活儿。）

威廉：不不，完全不是的。带着意图去做，不为求任何个人回报而只为我们的存在，这才是唯一有价值的。做三部片子不过就是程序更复杂，需求更多，花的时间更长而已。

记者：这三部片子每一部都荣获休斯顿国际电影节（WorldFest）的金奖，对此您感到意外吗？

威廉：绝对没想到的！“三部曲”中的每一部都在富有盛名的国际电影节上拿奖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很棒！有人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做到了。

记者：什么样的帮助呢？

威廉：你觉得葛吉夫先生会怎样帮我们呢？
（完）

       上世纪中叶在著名的《死海古卷》被人发现的两年前有一些记录在纸草上的古代文献在埃及出土，其中除囊括了不少早期基督教经典外，还有部分《理想国》的篇章和诺斯替经文，这就是《纳克·罕玛狄书卷》，也正是这部文献使得诺斯替（Gnosticism）一词再次回归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诺斯替教派活跃于公元1到2世纪，在那个基督教刚开始盛行的年代重多教派纷争不断，各自尊己派为正教，排斥异端，也许是极富神秘色彩的诺斯替派所主张的密意哲学没法赢得大众的支持，他们不久就在教派斗争中败北，并随着罗马帝国尊基督教为国教后教廷对异教徒的迫害而渐渐消逝。与其说诺斯替派是基督教的支派不如说他是“借壳上市”，诺斯替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gnosis，意为“真知”，其思潮似乎是脱胎于柏拉图学派、波斯拜日教和埃及伊西斯信仰等，先知耶稣为诺斯替先人们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他们寄希望于依托基督教的发展来传承其秘密教义。诺斯替教义非常不同于正统基督教教义，《神秘主义与超心理学百科全书》中对诺斯替派信仰有一段简明的概述：

       “神祗常被认为是超验的、非人格化和不可知的而绝人类历史中的某个具体人物。上帝并没有靠至高无上的手段创造世界，相反，这个可见的宇宙不过是上帝灵性光辉的末端。在整个宇宙的构成中，可见的宇宙处于最底层。拯救的意义在于获取智慧信息以逃离这个使人类不断轮回的物质世界。通常，诺斯替者相信人类已经忘却了他们的神性根源，因此他们的记忆需要通过不断的灵性修行以被再次唤醒。”

      诺斯替派甚至认为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个恶魔，这个物质世界是恶魔的杰作，还主张要通过苦修抛弃现世以达到更高层的灵性上帝。这样的论调非但正统基督派系会斥之为异端，而且信仰基督教的民众也是无从理解的。正统基督教愚弄人的伎俩就好比传销一样，一方面藉由《圣经》许诺天国的美满和上帝爱世人的仁慈，另一方面又不允许普罗大众亲自阅读《圣经》，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思想禁锢进而控制民众，虽然这一切直到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才得到些许改善，但人们依然渴望教会所鼓吹的这种以往只存在于幻觉中的美好，不管怎样基督教的许诺被欣然接受了并同时迅速蔓延开来。

      在诺斯替派消亡数世纪后东欧的少数基督教派如卡特里派悄悄继承了诺斯替传统并渐渐发展起来，在12、13世纪甚至一度在欧洲十分兴旺，然而当时的教皇却忍无可忍以致动用十字军剿灭这些清洁派教徒，教廷如此对待异教徒的行径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一场场腥风血雨在彰显教廷权威的同时也揭示了其“邪恶”的本质。相比世俗的基督教，诺斯替信仰更具象征意义。诺斯替主义不必以特定的宗教形式出现，这一点上他们很像苏菲主义，且诺斯替的传播方式是密授的，这也是公众很难理解这种信仰的原因之一吧。关于密授的问题，《真理为何要秘传？》这篇文章里有很好的阐释，也就好比东方的佛教有显宗和密宗一样，在西藏密宗中密意往往要通过上师亲自传授给学生，西方的宗教也是如此，古代的诺斯替大师会选择有知识有道德的社会精英传授密意。可以说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大流行的宗教是世俗显宗，而诺斯替主义、苏菲主义等暗藏在世俗显宗背后的信仰则为密意主义。纵观历史，不管世俗显宗宣扬什么，他们从来都是纷争不断的，而且对异己抱持着一贯的傲慢与偏见，他们是使世俗四分五裂的主要因素之一；相反，诺斯替和苏菲有着极大的宽容精神，不因表象的变化而改变实质的精神内涵，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主张“合一”和“回归”的思想，这与东方思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人认为诺斯替与苏菲有相同的渊源，这个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证实，不过从思想上来说二者很接近。我注意到葛吉夫曾谈到他在上埃及一带找到了失落的密意基督信仰，但在他那本含糊其辞的自传《与奇人相遇》中却丝毫没有提及，那会是诺斯替的传承吗？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确知他从中亚带来了苏菲主义，苏菲的萨尔蒙社团认为人们应当努力回忆起自己的本源，或借由修持重新认识自己，使自己觉悟。这与之前提到的诺斯替教义是很相像的：“……诺斯替者相信人类已经忘却了他们的神性根源，因此他们的记忆需要通过不断的灵性修行以被再次唤醒”。

      上世纪在埃及出土的《纳克·罕玛狄书卷》其实是旧时诺斯替派的经典，只因那时迫于正教迫害，人们不得不把这些文献封存在陶罐中掩埋。从古到今人们在信仰上特别喜欢过组织生活，认为自己一定要参与到某个组织（教派）中才是被承认、有信仰和有成就的。我认为组织化的信仰在今天已经很可笑了，那些本是古代世俗宗教糊弄人的把戏，在这个时代人们应该超越宗教的界限去寻找本源了，可是古代诺斯替的命运似乎在暗示这或许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看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也许密意知识要密授的原因就与此有关。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先知穆罕默德则说过另一句话：“认识自己就认识真主”。

      直到更为宽容的20世纪到来苏菲才终于能够公然显露自己。1921年，流亡在外的亚美尼亚大佬葛吉夫首先把这一切变为可能。他为20世纪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正如我们能预见的，这正恰逢第三个千禧的到来。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使命感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的葛吉夫带着灵性发展计划突然登陆西方舞台，首次让欧洲的精英们认识到了东方的神圣舞蹈和托钵僧的修习。据葛吉夫说所有这些都与阿尔泰萨满教和西藏及中国的密宗有巨大联系。

      不过，苏菲派从不认为仅仅有精神修习就够了。一般来说，苏菲文献很少提及巴拉卡（baraka），这种通过宽恕感恩的有效方式能使灵性得到发展，而正是它具有重要意义。巴拉卡被一代代老师不断传授给新一代学生，据说那是一种连接心灵中心的高情感能量，据本内特说，能使学生们做到超越他们能力之外的事。正是内在意识能量——高灵能量——的灌注，使得苏菲的zikhr修习（祈祷修习）富有成效。训诫、苦修和甘愿受苦也是少不了的，葛吉夫更愿意称之为意识的劳作和蓄意受苦，他所说的蓄意受苦意指将自己置身于痛苦的境遇以便帮助他人。

      当南方的苏菲团体在拥抱爱和与上帝合一的神秘教义时，北方的苏菲则受到了来自佛教的巨大影响，像Khwajagan就致力于从自我以及表象世界中全然解脱。较保守的南方苏菲认为他们不正统，甚至指责他们把从西伯利亚萨满那里学来的巫术带到了北方。但不管怎样，葛吉夫看到这些托钵僧修习对西方有益，尽管一些较纯粹的兄弟会如Nach’shbandi和Qadiri不认可，但他还是为所有愿意发展自身潜能的人设计出了独特的程序。

      在他位于枫丹白露的人类和谐发展机构里，葛吉夫训练他舞蹈团里的学生依照托钵僧的节奏来舞蹈，这要求他们付出剧烈的体力劳动并协调肢体以使身体提升到“高等意识状态”从而有助于转化能量。他还鼓励学生们集中精力观察他们的思维、感觉和本能的精神中心，以此作为达到高度自治的手段，而这正是当前人类普遍缺乏的，若是缺乏它，葛吉夫强调，他是没有办法掌管和维持这样一个大摊子的。葛吉夫的托钵僧之舞先后在各地的剧院公演，甚至包括享誉盛名的纽约卡耐基大厅，而欧美舆论无不惊呼其前所未见。葛吉夫说：

      “神圣舞蹈一直是东方密意学校里教授的一门富有生命力的课程…… 这些体操有双重目的：它们包含并传递着一种特定形式的知识，并且在同时成为获得生命和谐状态的途径。”

      他曾一度有意让舞蹈团以传统的方式运作，由于这中方式原先主要是作为古代寺庙里开示之用，是一种不经由头脑而直接把认知传送到更高中心的途径，这便是密宗（Tantra，谭催）之道。但是一场车祸使葛吉夫的健康遭受打击，致使他为这个舞蹈团准备的宏大计划终结，而他也只好把重心转向写作，并教授一些经过筛选的人在思想层面上继续他的工作。

      苏菲的预见、苏菲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给予正确教导的智能是百试不爽的。从诸多方面看，葛吉夫著作的重大贡献在于使西方熟悉心智或灵魂的根本观点——居于灵性活动和感观功能之间的动态中心——当时弗洛伊德也同样将此带入了西方视野。承认相对中心的统一——也即改变一边是宗教和哲学一边是物理科学的传统对立——只是一个开始，葛吉夫以心理学为特色的通灵学在当时弗洛伊德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风行的时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葛吉夫的自我发展机构扩展到了许多国家，而且他的理念在6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成为人们的共识。通过人们围绕葛吉夫的方式和教学所引发的感兴趣尤其对其中心特色的关注，葛吉夫才首次发表了一些关于隐藏在欧亚一带的苏菲派塔热卡（tarekats）的信息。而在葛吉夫的培养下则涌现了一派优秀的苏菲主义作家：Guénon、Bennett（本内特）、 Ouspensky（乌宾斯基）、 Schuon,、Hazrat Inayat Khan和Idris Shah，这些人进一步为公众开启了苏菲世界之门。

      在葛吉夫信仰体系里有一个重要核心就是世界创造维系原则，据他说源自一份古老的闪族人手稿，是由一位伟大的库尔德哲学家发现的。这个原则可以被简单的概括为“一切存在皆在维持并被其他存在维持着”（Everything that exists maintains and is maintained by other existences）。这是其他宗教没有而苏菲独有的，它意指整个宇宙就是一张互相支持的网络体系，是“转换能量的装置”，而每一部分都在为其他部分提供给养。

      这种互惠互补的原则统治着一切生命，也同样使用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世界不是为人类而创造的，我们都是为彼此的存在而存在的。人类的命运与地球的命运是相互依赖的，一个人的进化取决于其他人的进化，一个人的生存建立在其他人的生存之上。人与宇宙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处于他观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他必须为世界的进化和自己的进化做贡献。这就是宇宙的法则，也是旧石器时代的萨满在数千年前所定义的。

      葛吉夫从萨尔蒙那里得知现在的人只是一种由盲目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驱使着的自动机器，他们的身份意识四分五裂，他们的意志几乎不存在。若不接受自己的存在是为了服务整个世界，那么即便他工作自己也无可挽回。通过葛吉夫苏菲派才得以为20世纪带来关于生命的新教导、新展望，这在70年前是革命性的：除非完成在地球上及通过地球关联到太阳系中的职责，否则一个人无法在灵性上提升；他必须通过给予那些曾经给予过他的一切来偿还他的“存在之债”。

      人的遭遇是精神上的双重命运，不但作为个体要进化，还要为身外的世界和他人的进化服务。葛吉夫谈到，在这些相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超验的第三者——即超我意识（conscience）的诞生。这些相反力量间的紧张情势所产生的苦难正是宗教的真正法则，也仅在灵魂内在的和谐力量被唤醒时才能得到减轻，这力量就是超我意识或爱。随着这个星球在生态在数十年间持续恶化，苏菲的世界创造维系论——本内特称之为“未来时代的主导理念”——已经变得越来越中肯了；现在当我们站在新千禧年的有利位置回溯时，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记，也许就是开启其本质意义的钥匙。不管下一个文明的中心在哪里，那里一定能使第三种和谐的能量运转，使超我意识回归。那就是苏菲带给我们这一代的讯息，正如葛吉夫所带来的一样。

(完) 

      随着蒙古人的入侵欧洲文明迎来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与此同时重多的苏菲智慧源泉开始消逝。而此时在中亚作为Khwajagan世系的苏菲大师们把他们的学校撤退到了跨喜马拉雅山的区域并坚持办学。Khwajagan们既不是博学之人也不是神秘的狂喜经验者，他们很实际，平时勤恳的练习吐纳术和叫做zikr的冥想训练；他们利用羞辱和贬低作为考验来战胜自己的弱点，在蒙古人的铁骑践踏西方的城市时他们还不断建立起新学校、医馆和清真寺。有的人说这些大师与萨尔蒙无异而且直到今天还身处远在喜马拉雅的总坛指导着各级苏菲，本内特把他们称作“背后的总管“。其实那些后来留下来的苏菲派也在不断增进与其他各个神秘社团的联系，比如与波斯和袄教的神秘社团和埃及的科普特人（埃及的基督教派别），并不断把影响扩大到东南亚一带。

      在巽他群岛（Sunda Islands，东南亚马来群岛的一部分）他们成功的与当地一些萨满、佛教徒和道教徒融合在一起，在苏菲的促进下于爪哇岛（Java）上建立起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的藏传时轮金刚密宗学校。结果后来一系列相互交融的神秘社团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扎根于由苏菲、袄教的智慧和来自埃及艾塞尼的所罗门、赫尔墨斯智慧一起铺就的热爱自由的土壤中。正是这些泛宗教化的融合缔造了多个跨越数个世纪的启蒙教育：基督教圣殿骑士、沙特尔（the Chartres）主教、蔷薇十字会（Rosicrucians）、光照派（Illuminati）、共济会（Freemasons）及神智主义（Theosophists）等，所有这些组织都在为通过宗教和科学的方法构建一个免于宗教狭隘的新世纪做贡献。

      整个西方世界一直被这个漫长的苏菲传奇贯穿而没有察觉其介入，至少没有意识到身边居然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组织，在静观历史演变的同时还保持着自己独立于可见社会政治结构和宗教结构之外的等级、目标和世界观。然而苏菲大师们很清楚通过把无法控制的压制施加在人们身上的无意识境况必须终结，而觉醒的时刻正在临近。

      17世纪初，在德国匿名出版的两份蔷薇十字会（Rosicrucian）宣言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标志着苏菲首次冒险进入公众视野。这些宣言据传是为一个叫玫瑰十字兄弟会（the Fraternity of the Rosey Cross，就是蔷薇十字会）做宣传，其创始人据称是一位基督玫瑰十字会（Christian Rosencreutz）成员。不久，以高地德语出版的第三份宣言《基督玫瑰十字会的炼金术婚礼》（The Alchemical Wedding of Christian Rosencreutz）也随即问世。这些宣言中宣称玫瑰十字兄弟会的精神源泉来自阿拉伯、菲斯（Fez，公元8世纪以来曾是苏菲炼金术的发源地）和埃及，而所有这些地方都是苏菲的活动中心。而在蔷薇十字会的渊源中，玫瑰十字兄弟会就是由巴勒斯坦的一个阿拉伯教派发展来的。据Ernest Scott的发现：

      “当认识到阿勒颇（Aleppo，位于叙利亚）的苏菲大师Suhrawardi有一种称为玫瑰之路的教导方法以及这种托钵僧修习方式在苏菲派词汇中与玫瑰一词有着相同的词源时，有理由相信蔷薇十字会是具有苏菲根源的。”

      现在据我们所知，在蔷薇十字会的一系列饱含关于一所“无形学校（据说这个被称为‘插翅的学堂’是献给大众的）”的憧憬和革新的言论出版后在欧洲引发一阵狂热。有人认为这纯属愚弄，还有人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千禧祥瑞。一如既往，苏菲派还是没有被直接提及；但正如一股回春的暖风吹过新教和天主教的土地，这场由神秘宣言搅起的运动变成了促进变革的短效催化剂。它鼓起了僧侣和知识分子寻求教育、宗教和科学改良的浪潮，并有望迎来一个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都得到承认的理想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学者弗朗西斯·叶芝（Frances A. Yates）坚信17世纪的这段时期应被正确的称作“蔷薇十字启蒙期”（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从这个蓄积伟大的灵性智慧力量及道德观和改良远见的宝库中孕育出了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和科技革新的时代。

      蔷薇十字会的教义中充满了基督神秘主义同时浸透着赫尔米特卡巴拉天使学（Hermetic-Kabbalistic angelology）和炼金术的宗教哲学成分，他们宣称宗教与科学不再对立的启蒙时代即将到来并取得空前进步，而整个世界的革新将预示着一股“汇集真理与光的伟大融流“注入这堕落的社会，就如亚当在天当感召光的洗礼一般。在那段时间里很多小的教会团体都拥护这种主张，而本身就有神秘主义和赫尔米特渊源的耶稣会（the Jesuits）甚至采用了不少蔷薇十字会的符号和象征物。

      然而整个事件的进程遭到了西班牙宗教法庭伙同其政治同盟哈布斯堡王朝的猛烈反击而最终流产，哈布斯堡王朝因此还挑起了著名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War），迫使数以千计持不同宗教见解的人士带着憧憬新世界的萌芽背井离乡。故在后来的数个世纪里苏菲派的进程不得不在隐秘中孕育。

 （待续……）

       葛吉夫是个带着使命来到西方的人。他曾在高加索地区广泛游历，可以想见他首先来到库尔德山脚并加入阿迪长老（Sheikh Adi）的雅萨维（Yesevi）托钵僧帖克（tekke，即苏菲聚落），然后在阿富汗地区的萨尔蒙兄弟会接受了各种启蒙教导，那时他22岁。他身边的人也称他一生都与隐秘的苏菲派保持着联系并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他确信自己是在他们的允许下在西方建立学校来传播他在游历中习得的宇宙哲学和心理学。然而尽管遍历中亚寻求智慧的经历对葛吉夫来说是信手拈来，但葛吉夫还是有意为他与托钵曾传统密切接触的细节蒙上一了层永久的纱。这当然与苏菲教派一向的寡言沉默相一致。

      葛吉夫，魅力超凡的催眠师、地毯商、俄国密探，这位神秘非凡的人物是一个希腊-亚美尼亚裔游吟诗人的儿子，他深深地为父亲歌谣中逝去的远古精神所散发的光辉着迷。这个孩子在15岁时就明确要去寻找失落的古代智慧，为此他一直付诸着大量的财力物力和精力，直到将近30年后他以神秘家的姿态带着无法抵挡的魅力出现。在一次世界大战中，葛吉夫怀着巨大的勇气带领一支人数庞大的俄国追随者穿越东欧来到安全地区，这期间他们不断冒险穿越布尔什维克和哥萨克人的战线，最后终于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落户并建立了一个致力于学习和训练人类精神自我转型方法的机构。这些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训练方法已经确信包括托钵僧圣舞和音乐训练，它们源自库尔德斯坦的萨满雅萨维团体，似乎葛吉夫最初就是在那里接受的“灵魂发展”（soul-making）的苏菲式训练。

      苏菲的贝克塔什派（the Sufi Bektashi order）是从雅兹迪（Yezidi）教派发展而来的。雅兹迪教派是一个崇拜天使的神秘库尔德人宗教分支，至今还存在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穆索尔以北山区。根据英国E.S.Drower男爵夫人于1940年发表的关于雅兹迪聚落的论文，雅兹迪的主要守护天使是Malek Taus，他是一个孔雀天使与恶魔路西法（Lucifer，基督教里的堕落天使）类似。在雅兹迪宗教中黑蛇（black serpent）也作为神奇力量的代表受到尊崇——无疑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瑜伽中灵量（kundalini，昆达里尼）的象征和精神生理学阐释的把能量提升的系统。雅兹迪信众一方面在口头上效忠穆斯林，另一方面他们有自己的宇宙论、神话和仪式，这些特色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没有多少共通之处反倒是与古波斯的袄教（Magian）和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的信仰体系很相似。由于不断的遭受库尔德穆斯林和土耳其帝国以及伊拉克和伊朗的穆斯林军队迫害，被斥为异端的雅兹迪部族几乎被从这个世界上抹去。目前只有少数孤立的部落留存，他们有的分布在库尔德斯坦中部一些山区的凹地和俄国境内的高加索山区，有的则零星分散在叙利亚、黎巴嫩、安娜托利亚和伊朗。

      阿迪长老（Sheikh Adi），13或14 世纪时一位著名的神秘家和大祭司。尽管他被认为是雅兹迪信仰创立者和孔雀天使的化身，但雅兹迪宗教和部族的起源应该更早。有人相信雅兹迪部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诺亚，Adrian G. Gilbert评论道：

      “我相信雅兹迪来自古老的迦勒底人（Chaldaeans，古迦勒底帝国）。他们曾经从南方迁移而来，而他们很可能是古巴比伦祭司中残留下来的人并在亚历山大的马其盾时代后消失了。”

      这的确吻合葛吉夫所认为的苏菲派源自以高加索和中亚为中心的极为古老的灵性传统，一如在雅兹迪信仰中的发现。然而，还有和多证据表明苏菲派的发展早已超出了它最初的形式并在数个世纪中不断扩大其教义。

著名的犹太学者和作家修·肖恩菲尔德（Hugh Schonfield）说，到公元三世纪为止在中东尤其是位于亚述王国中心的穆索尔一带已经有大量的苏菲学校在琐罗亚斯德祭司的支持下建立起来。那时大量为逃避罗马迫害离开埃及的犹太人融入了苏菲派，这其中就包括特拉普提派（the Therapeutae）。特拉普提派属于艾塞尼教会（Essene Order，犹太苦修教派），而后者主张把与上帝建立的“新契约”（New Covenant）渗透到冥想中。这个新契约涉及到犹太改革，如禁止军国主义和以动物为牺牲，主张男女平等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特拉普提派不仅把这些他们奉为章程的启蒙社会理想带进苏菲传统，还带入了大量亚历山大时期酝酿起来的赫尔米特-卡巴拉神秘主义（Hermetic-Kabbalistic mysticism）。因此肖恩菲尔德说：

      “在埃及和中东一带各路宗教融合并进，灵性上的混血儿开始崭露头角……琐罗亚斯德教和密特拉教（Mithraism）把他们的个性借给了犹太艾塞尼派，却在赫尔米特和基督教诺斯替派那里找到了希腊式的表情，随着罗马帝国扩张到整个地中海周边，与之相伴的各种信仰也开始了新的融汇之路。“

      这样，苏菲派就不断的受到新趋势的激励，而反过来苏菲派也会激励其他的教派。后来到了7世纪由于面临肆虐的瘟疫、战争、地震以及信仰拜占庭基督教的希腊人的压制，文明发展岌岌可危，于是苏菲的长老们决定放弃琐罗亚斯德教转而效忠伊斯兰教，后者相对来说更有望重建人性。因此，拥有巨大希腊传承的波斯智慧传递到了穆斯林文化中并被穆斯林的圣人们传遍世界各地。随着黑暗的中世纪终结，伊斯兰教在苏菲的支持下带来了希腊、罗马文化艺术及自然科学的复兴。

      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Moors）对西班牙征服说明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15世纪前是完全可以和谐相处，不但如此还创造了美轮美奂的文化盛世；直到犹太人和穆斯林被驱逐到拜占庭，这才开启了苏菲派退居欧洲后方的道路。就在那个世纪十字军中的圣殿骑士组织（the Templars）在圣地遭遇了富庶的撒拉逊文化（古阿拉伯人）同时把从那里汲取的苏菲精华悄然带回欧洲滋养基督教的神学、艺术和自然科学。

 （待续……）